Formosa Betrayed

http://www.taiwanus.net/roger/blood_228_2.htm

1945年10月,ROC佔領軍開始掠奪台灣

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 George Kerr）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記載：

「搶劫案件不斷在三個階段發生。從 1945年10月至年底的搶劫為最下層的軍人所為，只要是無人在場看顧的東西，或能輕易移動的物品，都成為這些毫無紀律的軍人的目標。這些屬於初期的偷竊，幾乎每個城市、每條街上都發生 過。 … 」

「第二階段的搶劫是國民政府的高級軍官所為，他們利用安排在各港口的先遣人員，將軍用品和日用品運往大陸。最後陳儀及其親信將所有工業原料、儲備的農產品，及日人移交或被充公的財產牢牢控制住，到 1946年底以前，龐大的儲備品均被一掃而空。 … 」

「到了 11月底，搶劫已惡化成大規模且組織化。 … 這些軍官有了士兵的幫助，只要與頂頭上級共同分贓，他們便可利用沒收的日本軍車，將搶劫的財務運去藏在私人倉庫，然後再運往上海。」

「一天晚上，我沿著淡水河開車，發現前面被擋住去路，一群憤怒的台灣人正與幾個軍人在爭吵，原來那些新到的軍人把日本人的小船占為己有。小船本來沿防波堤停泊著，現在船的纜索卻被拖到堤岸上，橫過公路而繫於路邊的樹木上，海潮一漲，船隻及纜索隨著潮水高漲，結果把公路交通擋住了。」

「到了年底，沒有任何私人財產能保持安寧不受騷擾，即使藉賄賂得以逃過一次搶劫，仍不能保證不再受搶。有時，不同派系的集團居然在被搶者的屋前爭鬥起來，因為雙方都爭著要『解放』這戶人家。」

「他們搶得開心，吃飽又穿好，但他們那種污穢而毫無教養的舉動，和已現代化的台灣人相形之下，便只有成為被譏笑蔑視的對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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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殺人

佔領軍僅得攫獲嚴格屬於國家的現金、基金，和可實現之證券，以及軍隊倉庫、運輸工具、商店與補給，和一般來說所有屬於國家而可用於軍事行動之動產 (海牙第五十三條)
禁止掠奪，禁止對被保護人及其財產採取報復行為 (日內瓦第三十三條)


1946年之內亦屢見不鮮，吳濁流先生曾親眼目睹這樣一幕：
「當往南部的夜車從苗栗站開動時，車掌就開始查票了。有一個年輕軍官把腳踏車搬到車廂上坐著，當車掌責備他時，他就變了臉色，解下肩上的槍，不分青紅皂白，就以可怕的樣子向車掌瞄準。我一看到這個情形，立刻叫一聲『危險』，同車廂的乘客們就驚慌的逃到隔壁的車廂去， … 」（見吳濁流著「無花果」 184頁）

茲再以 7月26日《民報》的這則新聞為例：
「【岡山訊】岡山區岡山鎮前峰米商劉林氏之宅，昨 23日下午突來三人，身著軍人制服，欲賣食糖，遇主人劉林氏不在，其妻女說不買後，三人退出其宅。24日上午二時，三位凶漢各持短槍摧破門戶，潛入其宅，睡眠中之主人驚醒逃出，忽聞槍聲連發，胸部中彈數個（顆）即死，次男劉萬得隨後出來，亦中彈重傷。」

僅就 1946年2月前半個月，民報上有關軍人動輒開槍的新聞標題列舉於後：
2月2日：「左營海軍軍人槍殺當地民眾」「一事未平/又以手槍威脅郭區長」。
2月9日：「我是接收委員，要什麼票？/竟以手槍威脅驗票員」。
2月10日：「高雄國軍一群聚賭於倉庫/因被陳夫人勸止/竟毆打苓雅寮區長陳夫人」。
2月12日：「巡警以手槍威脅商人」。
2月16日：「福州出身警官特務長/穿制服堂堂打劫」。
「日人家宅頻遭其害 /手槍威脅是慣伎」。

由以上這些新聞標題，就不難瞭解那些軍警人員的行為，故省參議員、醫學博士韓石泉即明白指出：「光復後，使余感覺驚異者，隨身攜槍之士兵、警員特多，因此時肇事端，如台南市編餘士兵與警員衝突，新營鎮民眾與警員衝突，員林鎮法警與警局衝突，甚至夫妻口角亦拔槍示威。至於嫌疑犯拒捕擊斃者，時有所聞，此實為惹起二二八事件之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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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空台灣經濟物質

除佔領軍所需之外，不得向地區或住民徵收物資或服務，且須與當地自然資源相當 (海牙第五十二條)


陳儀政府接收台灣以後，除軍警搶劫而去之物資外，利用政府公權力，將台灣的軍事與經濟物資掠奪而去者更是不計其數。

據當時的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 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載：

「 日本在台被充公的公私財產先後移交給國民政府的，若以戰前為基準計算，單就非軍事物質言，最保守的估計已超過美金十億。除此之外，日本陸軍與海軍曾個別囤積了大量的食糧、衣物、醫藥、和其他器具、軍火及彈藥 … .除軍火及彈藥外，以1945年底的市價計算就超過美金二十億。而軍火彈藥囤積在台灣的，價值更不計其數」。

「中國人初到台灣的幾個月中，就開始將這批龐大數字的囤積品源源不絕地運離台灣。 … .」

以上兩筆非軍事物質合計，約值三十億美元。

又據楊逸舟《二二八民變》一書轉自美國國務院刊行的《中國白皮書》載：

「蔣介石於 1949年1月21日下野前夕，把國庫四百萬盎斯的黃金偷運往台灣，約值一億六千萬美元。又於發行金元券時，頒布黃金、外幣國有法律，從人民騙取了一億五千萬美元。為此，代理總統李宗仁與蔣介石發生爭執，蔣不得已，歸還運去廈門的一千七百萬元的銀貨，供李使用。」

以上兩筆合計，共值二億九千三百萬美元。

故 1946年，單由台灣運出之非軍用軍事物質，其價值即等於1949年，蔣介石為了在台灣立足，由上海運來的黃金、外幣之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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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收糧食


禁止掠奪 (海牙第四十二條)
除佔領軍所需之外，不得向地區或住民徵收物資或服務，且須與當地自然資源相當 (海牙第五十二條)
保證居民之食物與醫療供應品之義務、佔領國不得徵用佔領地所有之食物、物品或醫療供應品，佔領國應保證對其所徵用之物品付予公平價格 (日內瓦第五十五條)


在農業方面，日本經營台灣半世紀，最大實績是稻米與蔗糖的增產。由於土地的開墾、品種的改良、灌溉與施肥，故 1938年，米的產量已達140萬噸，增加了四倍，約有一半的剩餘，1945年，受到戰爭的影響，致產量降至64萬噸，但尚可養活六百多萬人。

1946年7月，蔣介石誓言六個月內消滅「共匪」，於是急迫徵調軍糧，嚴令將台灣米輸送到大陸，陳儀一派便不顧台灣人死活，無情的搜括台灣米糧，碼頭和倉庫的工人日以繼夜的將它們裝上船隻和舢舨，準備運出台灣。

台灣的每戶人家幾乎都受到糧食突減的影響，雖然買得到，但價格已高得驚人，擁有糧食的農民更擔心食糧被充公。 1951年12月，中國大陸記者王思翔在上海出版的《台灣二月革命記》曾有這樣的敘述：

「台灣本來是米倉， 1946年的產量超過89萬噸，供本省人口糧食尚有餘，但因軍用米徵用占了很大比率，所以今春的米價比上海還要高，甚至發生饑饉現象。苛斂徵求的結果加速了農村的破產，1946年底，台南縣虎尾區（今雲林縣虎尾附近七鄉鎮）還發生賣子納租的慘劇。」

面對缺糧的慘況，人民要求政府儘速改善，但陳儀根本置之不理，反而展開大規模的徵糧，敕令各地名士出面負責，這種毒計顯然是要構陷台灣的名流，使其成為糧荒的 代 罪羔羊。台灣警備總部更令軍警可隨時進入民房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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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削


監委楊亮功與何漢文在調查報告中也指出：
「 以工商企業之統制，使台灣擁有巨資之工商企業家不能獲取發展之餘地；因貿易局之統制，使台灣一般商人均受極端之約束；因專賣局之統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無法生存。」

來台考察的美國華盛頓大學麥克 (F.H.Michael)和泰勒(G.E.Taylor)兩教授也說：
「 那些幾乎為全島命脈所繫的日本企業，被納入政府的專賣組織，並由來台的中國人充任其中，台灣的財務受到有系統的掠奪，生產力大降，稻米頓然短缺。對台灣人來說，他們立刻感覺到，少數的中國官員將獨佔島上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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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印鈔票，物價不飛漲也難



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 George Kerr）《 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在這方面有很深入的描述：

「 1946這一年是個經濟災難的年頭。物價不斷上升，生產下降。 … 在台灣唯一快樂的人是那些處長、官員和他們的朋友，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忙著將台灣的產業資金轉換成金塊金條，以便安全的收藏起來。」

「財政部長一個人就控制了三部鈔票印鈔機，在 1946年一整年忙著大印鈔票。台灣銀行的一個職員告訴我說，到底印行多少總額的鈔票根本沒有人留下記錄，而且法外印行的鈔票也不知道有多少 ，新印的鈔票應循什麼法律途徑應市也沒有明文規定。在一次破獲的印製偽鈔案中發覺 ，原來財政處裡的自己人在包庇大宗偽鈔的印行！」

「政府官員還分贓大量的紅利、『海外津貼』，以及低價的糧米，這在膨脹的通貨上又再加上了壓力。工廠和生產企業一家家的倒閉，貨物愈來愈少。台灣事實上已成為巨大的強盜市場。」

「台灣人埋怨說，他們每裝好一船的貨物運出島外，就運回一船貪婪的中國大陸人。沒有幾個來自大陸的人是打算在台灣長久居住的，個個都想在最短時間內賺到最大的利益。」

「 這是個澈底的『奸商政府』，那些處長們及屬下官員並沒興趣恢復及增進台灣的生產，它們只對買空賣空興趣，財政政策公然被操縱用來增進新來的大陸人的利益，並用於除去台灣人私人企業的競爭。」

當時在南京任職的 楊逸舟之《二二八民變》一書也說：「 用紙來換台灣的物資，將騙來的產業運去大陸販賣。 」在這樣的政府統治之下，物價不飛漲也難。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一週，《人民導報》的頭版頭條曾經有過這樣的報導：「 這個月來，米價由十幾元漲至三十幾元，不但飛漲得驚人，而且自前日起無處購到 … 」。

來自民間的統計資料，也顯示自陳儀政府接收台灣以後，至二二八事件爆發前，一年半之間，米的價格上漲了數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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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爆發與經過

摘錄: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12. The February Incident, 1947(軍民緝煙血案衝突)
13. Town Meetings, American Style(臺灣人接管全島)
14. The March Massacre(ROC支援軍隊登陸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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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27日緝煙血案

http://www.taiwanus.net/roger/blood_228_3.htm



緝煙血案

二二八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是一件取締販賣走私香煙的案件，專賣局因獨家產銷煙、酒，且專賣利益為省政府預算之一部分， 所以專賣局的煙、酒， 價格高品質差，銷售利潤不及走私進口之產品。

在私煙充斥市場的情況下，治本的辦法是杜絕走私，查緝員的設置只是治標，以當時「貪腐」的環境，查緝員往往以統治者的心態過度擴張公權力， 藉執法之名自肥，而執法人員的不當言行，又因官官相護而愈趨囂張，市井小民的忍受已達忍無可忍的極限。

1947年 2月27日下午 2時許，專賣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等共六人， 奉命往淡水港追查香菸走私，但無重大斬獲。於下午六時許，回到台北小春園吃晚餐。飯後乘大型吉普車往延平北路 (太平町) 一帶執勤。在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交會處之天馬茶房附近廊下，查獲一名走避不及的菸販，四十歲之寡婦林江邁出售私菸。

查緝小隊的人員欲將林婦香菸、現金悉數沒收，林婦告以生活困難，跪地苦苦哀求勿將香菸、現金全部帶走，拜託歸還專賣煙和現金，圍觀路人也替林婦懇求，但查緝員不允所請，把香菸扔進吉普車，林婦死命扯住查緝員，欲奪回香菸，查緝員葉得根以手槍槍柄敲擊林婦頭部，以致林婦頭破血流，昏倒在地。

查緝人員惡劣的執法態度，使圍觀的路人群情激憤，蜂擁而上，喊打之聲四起，查緝員見勢態不妙，棄車奔逃，群眾則在後緊追不捨。查緝員傅學通， 在情急之下，向群眾開槍，擊中旁觀市民陳文溪 (延至隔日不治)。群眾看到無辜市民被射傷，更加激憤，乃將查緝員遺留下來的卡車，連同車上緝獲之私菸， 拖到圓環放火焚燒。群眾繼而湧往警察局和台北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的人犯正法，憲警單位的人員不是推拖拉，就是敷衍敷衍，所以得不到明確的結果。

是夜九時許，民眾湧向新生報，該報是省政府的機關報，諸多報導經常是黑白顛倒，歪曲事實，因此民眾強硬要求社長李萬居，一定要據實報導當日發生的情況，結果翌日新生報刊出的報導，竟然不到一百字。

請願與壓制

2月28日清晨，台北市民議論紛紛，尤其商業區的大稻埕民眾群聚，形勢甚為不穩，但市政府與長官公署的官員都不能明察。27日晚上包圍警察局與憲兵隊的市民，組成示威隊，開始遊行街道，敲鑼打鼓，以張氣勢；遊行隊伍走到十字街口，隨即開始輪流演講。

上午11時左右，陳儀政府仍保持沈默，也未及早制止逐漸惡化的情勢，民眾的情緒已沸騰起來，但聽不到任何政府的聲明。怒濤似的遊行隊伍擁向專賣局本部，推出代表，向專賣局提出下列四條件，要求局長於半小時內回答。

(1)肇事的罪魁應在民眾面前槍決，以鎮民憤。

(2)慰問死者遺族。

(3)廢止取締私煙。

(4)專賣局長在民眾面前謝罪。

這四項條件在當時看來，都屬合情合理，局長倘能負起責任，果斷裁決，便可收拾事態。但察覺情勢不妙的局長早已逃之夭夭，把責任推諉給代理局長。群眾代表和代理局長協商，始終不得要領。

下午 1點左右，由於在專賣局的談判毫無進展，請願隊向長官公署移動。隊伍愈來愈長，敲鑼打鼓，喊著「槍決犯人」、「廢止專賣局」。隊伍從中山南路往北進，通過測候所、第二師範、女學校、長官公署，佔用舊市政府(現為行政院)，對面是臺北州廳(現為監察院)。長官公署是四樓建築物，陳儀早就派人在屋頂上安置了機槍。當請願隊五、六千人，走近長官公署廣場時，看到武裝部隊在大門防守，便改從後門正要突破警戒線時，突然從屋頂上傳來機槍掃射聲，出乎意料的群眾大為混亂，驚叫聲、哀嚎聲四起，十數名市民應聲倒下，民眾大為恐慌，四處逃竄。從海南島歸來的舊台灣軍人十數名，赤手空拳奔向槍火，想要奪取機槍，但無法爬上四樓。請願隊當場有三人死亡，數十人輕重傷。情勢發展至此，已擴大到長官公署無法處理的全島性事件。

1947 年 2 月 28 日下午，群眾佔據台灣廣播電台（今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向全台廣播台北「緝煙血案」的消息。全島民眾對陳儀政府一年多來的怨恨之氣，一時之間，全發洩出來。

事件很快擴大，北起基隆南至屏東，再蔓延到東部的宜蘭、花蓮、台東等地，幾乎遍及全島。各大城市皆發生騷動，各地憤恨不滿的群眾攻擊官署、警局，毆打「阿山」（中國大陸來的人）。台灣人民大都用木棍或投擲石頭攻擊「阿山」，被抓的僅集中監禁在某一固定地方，甚少用刀劍刺殺。但陳儀的軍警隨意開槍鎮壓，死傷頻傳，使一般台灣人民認為武器在他們手中，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因而才要求軍警繳械，因而演變成軍警與民眾間的激烈衝突不斷，死傷人數漸多。茲將台北發生騷動後，全台各大城鎮相繼而起的概況敘述如下：

基隆市於 2 月 28日晚，即有青年市民進攻警察局，經憲警及要塞司令派兵開槍鎮壓驅散。當晚軍方即宣佈戒嚴。以後情形略見平靜，直到 3月 8日下午，國府軍隊登陸前夕，騷動再起。

新竹市於 3 月 2日開始，有民眾包圍地方法院及市政府，搗毀公務員宿舍，焚毀什物，經憲兵及駐軍出動鎮壓終而潰散。 4 月，半山人士蘇紹文少將，奉派為新竹防衛司令，進駐新竹。

台中方面，在聽到台灣廣播電台廣播後，楊逵和鍾逸人立即印發傳單，倡議召開市民大會。3月 2日，市民大會於台中戲院召開，台共領袖謝雪紅被推為主席，其旗下的「人民協會」成員積極參與，會後並遊行示威。旋後，謝雪紅成立「台中地區冶安委員會作戰本部」，許多青年學生自動前來匯集。武裝隊伍並與官署軍警發生衝突。 3月 3日，自發性組織起來的各武裝隊伍，奪取了台中市黨、政、軍憲機關。市長黃克立逃逸，後被緝獲。台中縣(舊縣制)縣長劉存忠、專賣局分局長趙誠等皆被拘捕，全市大陸籍公務員及眷屬二百餘名，被集中看管。旋後，各武裝隊伍經過整合，成立「二七部隊」，由鍾逸人擔任隊長，控制台中地區。謝雪紅亦試圖積極介入，奪取領導權。

彰化市於 3月 1日下午，即發生民眾在車站毆打士兵情事。 2日，數百名民眾進入警局毆打警官，搗毀什物，並向市長要求將警務槍械交其保管，市長王一麟允其請。3月 3日，全市自市政府以下各機關均為民眾所控制。

嘉義市於 3月 2日起，氣氛開始緊張。下午二時許，由台中南下的三輛卡車載來一批青年，在嘉義市中央噴水池旁，呼籲市民響應抗爭行動。當天，嘉義民眾、青年學生大動員，各自編制隊伍，分頭襲擊市長官舍與政府機關，接收警局槍械子彈。

3月 3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與嘉義市參議會聯合舉辦市民大會，成立「嘉義三．二處理委員會」，組織「嘉義防衛司令部」。下午，嘉義的民眾隊伍攻擊第十九軍軍械庫，並控制嘉義廣播電台。

3月 4日，約三千名嘉義民眾部隊，攻擊軍憲及政府官員聚集的山仔頂的嘉義中學。駐守紅毛埤 ( 今蘭潭 ) 的另一支羅營長的國府軍，開進市區，向市區砲擊，市民死傷不少。吳鳳鄉 ( 今阿里山鄉 ) 鄉長高一生聞訊，乃派由湯守仁率領的原住民部隊，下山支援民眾部隊。國府軍隊退至紅毛埤，民兵追擊，經過一番激戰，最後國府軍將紅毛埤軍械庫摧毀，撤守到水上飛機場，固守待援。全市外省籍公務員，除被拘於城市有八百餘人外，其餘二百多人均困守機場。

3 月 5 日，嘉義的民兵與來援的台中隊、竹山隊、斗六隊、新營隊、鹽水港隊，合力發動向水上機場總攻擊，佔領水源地與發電廠，切斷通往機場的水電。國府軍受困，乃派代表媾和，條件為「一、市民武器，交警局集中管理 ; 二、提供機場內國軍白米、蔬菜、水果、香菸。」人民應允停戰。但到了當天下午，國府軍因獲得來自台北的飛機所空投的補給品，未幾即立刻反擊，民兵傷亡三百餘人，陷入苦戰。嘉義市男女學生幾乎大動員，男的參加戰鬥，女的救護傷患，製作便當。國府軍暫停攻擊，雙方僵持五天。在二二八事件中，嘉義地區可以說是衝突最嚴重、戰況最激烈的地區。

舊台南縣制管轄下的斗六、虎尾、東石、北港等地區，亦有憤怒的民眾於 3月 2日夜晚，圍搗區署及警所。縣治所在地的新營，亦發生暴動．縣長袁國欽率領縣府人員走避阿里山。新化、曾文、北門、新豐等區，亦先後發生小規模的騷動。

台南市於 3月 2日下午情勢漸形緊張，市面上到處聚集遊民學生，至深夜( 3日清晨 )，市區已開始騷動，有民眾進入永樂町等派出所奪取槍枝、子彈。 3月 3日截至下午六時止，各派出所及第三監獄的槍械，海關倉庫物品，警察局保安隊武器彈藥，為青年學生所接管。6日下午二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要求無武裝遊行，經協調以不通過軍事區域為原則，於是有二千多名學生，手持「擁護國民政府」、「確定民主政冶」等旗幟，遊行市區。

高雄市於 3月 3日開始騷動，晚上八時，鹽埕埔一帶集合了三、四千人，圍攻警局，接收武器。全市七百餘大陸籍公務員，逃入壽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避難。許多青年學生( 以高雄中學學生為主 )，公開武裝反抗，以高雄中學為行動總部。省立高雄女中的學生，亦至總部為這些男同學護理、燒飯、做便當等後勤工作。當時憲兵隊駐在火車站，位於火車站旁的高雄中學武裝反抗總部，便自然以火車站為目標，雙方激烈衝突。學生死傷很多，撤退到火車站對面的長春旅社，由窗口和憲兵隊相互射擊，學生最後彈盡援絕，趁黑夜突圍逃出，避入附近三塊厝一帶的民房。

高雄縣鳳山、岡山等地，也於 3月 4日發生風潮；岡山警所被圍，民眾奪去二十餘枝槍；進攻要塞駐軍，遭駐軍擊退。

屏東市於 3月 4日開始騷動，市民脅迫市長將警局武器封存，並佔領市府及警察局。5日，武裝民眾攻擊憲兵隊，脅迫空軍駐軍繳械。

宜蘭方面，亦有民眾奪取空軍站宜蘭倉庫及蘇澳軍需倉庫的武器。花蓮市於 3月 3日召開民眾大會，約有二千人聚會。 4日，青年們分別組織「金獅隊」、「白虎隊」、「青年隊」，並聯合組成「青年大同盟」，許錫鐮擔任總指揮，分別負責維持治安，收繳武器，並將所得糧食分予貧民，縣府人員見勢紛紛逃避。於是民眾一面要求軍警憲兵解除武裝，一面代管縣府。因民眾組織良好，甚少發生和大陸人嚴重衝突情事。

台東方面， 3月 3日有民眾數十人，包圍田糧處倉庫，奪取糧食。包圍昌華公司米廠，發現囤米三百包，民眾並包圍縣長宿舍，縣長及外省籍科長等輾轉經卑南走避延平鄉紅葉村。 4日，奪取憲警及機場駐軍武器，占據縣政府及郵電機關。

各地反應狀況並不一致，參與成員也非常複雜，有青年學生，戰後退伍台籍日本兵，失業者，地方流氓，地方菁英等。有些地方確實是武裝反抗，如嘉義民兵，斗六眼科名醫陳篡地的部隊，台中的二七部隊，高雄學生兵。但有些地方只是民眾控制警局的武器，自行保管，或代替他們維持治安，或要求駐軍繳械，以免傷害民眾。

「蕃薯（台灣人）或芋仔（大陸來的人）」，當時是分別本省人和大陸人的通用名詞，但台灣人要洩恨毆打的那些位階較高、會「作威作福」的芋仔，早已避居安全地方，而倒楣遭殃受毆打的卻是一般的小公務員、商人、和婦孺。此次動亂中，也有許多台灣人保護或救助受傷大陸人，充分發揮人道精神。爾後各地「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成立，呼籲不可任意毆打大陸人，情況就漸趨緩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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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3月大屠殺

摘錄: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國民黨部隊不分青紅皂白的開槍上岸

The Nationalist troops had come. Chiang Kai-shek had responded promptly to Chen Yi's call for help.

Ships from the mainland lay in the harbor. Local military units ashore, by prearranged signal, began to clear the streets near the docks. Indiscriminate gunfire was directed at no particular objects or groups.

使用的是連重新油漆都來不及的美國裝備

A fairly reliable Government source later told us that 2000 gendarmes were first put ashore to control the Keelung dock area, after which 8000 regular troops came off. Concurrently at Kaohsiung some 3000 troops landed from the ship Hai Ping. With these troops came suitable equipment, most of it of American origin. This was China, now, but a hasty paint job did not hide the clearly marked original lettering on the vehicles.

Was this to be the American answer to Formosan pleas for help?



為期一周的赤裸裸恐怖

That evening after dinner we sat discussing with friends the dread implications of the word from Keelung. Suddenly the night silence was shattered. The rattle of gunfire could be heard not far away on the boulevard leading into the city from the north. Soon thereafter -a matter of minutes - Nationalist Army trucks rolled slowly along the road before our house, and from them a hail of machine-gun fire was directed at random into the darkness, ripping through windows and walls and ricocheting in the black alleyways.

The crack of rifle-fire and the chatter of machine guns could be heard throughout the night, across the town. The troops had come in from Keelung.

This was to be the Government's answer to proposals for reform. Dawn on that Sunday opened a week of naked terror for the Formosan people.

During a lull in the action on our boulevard, we made our way to the Mackaye Mission Hospital close by, to join there the Director of the USIS, his wife and baby, and other foreigners who realized that the large walled mission compound might offer some security from random gunfire in the streets.

From an upper window we watched Nationalist soldiers inaction in the alleys across the way. We saw Formosans bayoneted in the street without provocation. A man was robbed before our eyes - and then cut down and run through. Another ran into the street in pursuit of soldiers dragging a girl away from his house and we saw him, too, cut down.

This sickening spectacle was only the smallest sample of the slaughter then taking place throughout the city, only what could be seen from one window on the upper floor of one rather isolated house. The city was full of troops.

At one moment from our vantage point we saw the Canadian nurse in charge of the hospital (Miss Hildur Hermanson) run out accompanied by two Formosan nurses and three assistants with stretchers. They boldly crossed the boulevard to enter a warren of alleys beyond. Soon they returned, carrying a desperately wounded man. As they entered the hospital building soldiers leveled fire from the street, but missed the nurses, merely knocking chunks from the cornice just under a large Canadian flag. This time there were no official news broadcasts to tell of Nationalist troops attacking a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Throughout that grim Sunday patients were brought into the mission compound, some shot, some literally backed to pieces. A well-known Formosan teacher had been shot in the back while trying to reach her home and had been robbed as she lay in the street before someone managed to bring her into the hospital nearby.

Night came, but no rest; gunfire continued to be heard, and was especially heavy that evening in the Manka quarter of the city, a crowded slumlike area.

What were we to see next day?



軍隊搞純恐怖主義

What the Unwelcome Foreigners Saw

In later days when UNRRA members, missionaries, foreign businessmen and our consular staff men could come together to compare notes for that week, the stories were much the same from every part of the island. For the Government had decided upon a policy of pure terrorism. Anyone trying to hide or to run was doomed. For example, one foreigner saw a youngster riding his bike at breakneck speed through the streets, evidently trying to reach home, or perhaps speeding to his grandparents' home with messages. He was knocked off his bicycle. He was then forced to hold out his hands which were cruelly slashed, after which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made off with the machine, leaving the boy bleeding and helpless in the street.

Looting began immediately. The soldiers made it a practice to beat upon closed doors, and then to cut down whoever chanced to open them. Other occupants of the house were fortunate indeed if they escaped unhurt.



隨機射擊

After three days of random shooting and bayonetting in the Taipei streets the Government forces began to push out into suburban and rural areas. Machine-gun squads, mounted on trucks, were driven along the highroads for fifteen or twenty miles, shooting at random in village streets in an effort to break any spirit of resistance that might still be present, and to prepare the way for house-to-house search. The manhunt spread through all the hills back of Taipei.

By March 17 the pattern of terror and revenge had emerged very clearly. First to be destroyed were all established critics of the Government. Then in their turn came Settlement Committee members and their principal aides, all youths who had taken part in the interim policing of Taipei,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iddle school teachers, lawyers, economic leaders and members of influential families, and at last, anyone who in the preceding eighteen months had given offense to a mainland Chinese, causing him to "lose face." On March 16 it was reported that anyone who spoke English reasonably well, or who had had close foreign connections, was being seized for "examination."

Many mainland Chinese at Taipei were of course shocked by the brutality of this campaign, but few were surprised. One prominent person, visibly moved, told me that he had witnessed the notorious "Rape of Nanking" by the Japanese in 1937, but that this surpassed it, for the Nanking rape was a product of war, a wild outburst of wartime passion, whereas this was coldly calculated revenge, perpetrat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upon its own peopl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have the world forget the March Massacres. Prominent Nationalist officials have since then continued to brush aside the subject as the creation of propagandists--Communists, of course--forgetting that there were foreign witnesses in every part of the island.



虐殺

We saw students tied together, being driven to the execution grounds, usually along the river banks and ditches aboutTaipei, or at the waterfront in Keelung. One foreigner counted more than thirty young bodies - in student uniforms - lying along the roadside east of Taipei; they had had their noses and ears slit or hacked off, and many had been castrated. Two students were beheaded near my front gate. Bodies lay unclaimed on the roadside embankment near the Mission compound.

If searchers, with student lists in hand, could not find a wanted boy at home, some member of his family -a father, grandfather or brother - would be seized and dragged off. Families were too terrified to make a wide search for missing members, or too confused to know where their bodies might be found.



搶劫，槍擊，謀殺和強姦

The UNRRA Accounts Officer (a stouthearted New Zealand girl, Miss Louise Tomsett) visited Taipei, Keelung and Tamsui, and reported on conditions at Peitou, site of the UNRRA residence:

I did not get into Taipei until Tuesday . . . to the Office, and

then called at the MacKay Hospital . . . Everywhere I was told tales of looting, shooting, murder and rape, and [I saw] trucks loaded with heavily armed soldiery and bearing mounted machine guns patrolling the city. Then it was decided that it may become necessary to leave the island and I was asked to . . . see the British Consul, [Geoffrey Tingle, at Tamsui] and find out if we could leave heavy baggage in store there. Jim Woodruff drove me down . . .

That same evening Hokuto [Peitou] seemed to have been raided, and heavy firing went on for thirty minutes, and afterwards Chinese soldiers searched the roads and bush systematically up past [the UNRRA hostel]. Large numbers of Taiwanese were on the move up to the hills and on a few walks I took I found many people living out in eaves. One man explained that soldiers had shot his father so he had brought his family up to relative safety away from the town. Apparently the soldiers did hunt some refugees out, as often - especially at night - short bursts of firing could be hear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eek I made one trip to Keelung--buildings had been damaged and Taiwanese I spoke to told stories of wholesale shooting and looting. I did see Chinese police drag in the bodies of two men who had been shot, and Taiwanese standing about told me that very many bodies had been taken from the Harbor over the past week. [5]

For days the dead continued to be washed up in Keelung Harbor. The wharves and narrow beaches were a favored execution ground. Ignorant Nationalist soldiery apparently expected the tides to remove the bodies, but they merely floated about in the tidal currents within an enclosed port area. Foreigners observed small boats searching the harbor, towing bodies in where grief-stricken families waited to search for missing sons and brothers. Estimates varied of the number killed at Keelung alone in these few days, but the lowest figure placed the total about 300,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this as a minimum figure.

On one occasion as he drove into Taipei Dr. Hirschy of the UNRRA staff saw a wounded man lying in the road, pleading for help. Although it was forbidden to stop while moving into the city, he and his aide took the chance. A Chinese officer and his men stood nearby. Hirschy asked for permission to carry the man into the hospital. The officer refused, but to save face promised to have the man sent in at once. Six hours later, when the doctor returned that way, the Formosan was still there, dead.



高雄屠夫

The Butcher of Kaohsiung

On March 10 the Acting Director of UNRRA (a Frenchman, M. Paul Clement) went on business to the Nationalist Army Headquarters at Taipei and there in the inner courtyards counted fifteen well-dressed Formosans, bound, kneeling, andwith necks bared, awaiting execution.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island Mr. Allen Shackleton of New Zealand went to the local Garrison Headquarters at Kaohsiung to try to negotiate a truce of some sort in the midst of most atrocious acts of revenge and retaliation. General Peng Meng-chi was the Garrison Commander. In the grounds of the Headquarters Shackleton recognized a Formosan friend - a moderate leader who had done all that he could to prevent the outbreak of trouble between local Formosans and mainland Chinese, but now held as a "rebel." His crime, of course, was the fact that he was a prominent local leader who carried influence in the Kaohsiung community. Shackleton and his interpreter saw that he was cruelly trussed up. Sharp wires were twisted about his neck so that his head had to be held at an excruciating angle; when he tried to move, he was clipped under the nose by the bayonet of his guard. Obviously he was doomed.

The atrocities perpetrated at Kaohsiung were (if possible) even more revolting than the mass executions and torture used at Taipei to rid the Government of its most outspoken critics. For this General Peng Meng-chi is held responsible. The Generalissimo has since made him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Army, but throughout Formosa he is still spoken of in secret as "The Butcher of Kaohsiung."



報復性謀殺

Late in the week of March 10 we began to note that the revenge motif had become general. Any Formosan who had caused any newcomer severe loss of face in the preceding eighteen months was now fair game, if the offended mainland Chinese could persuade a soldier or gendarme or a policeman to take action. Any government officer who held a grudge could be revenged.

On March 15 there came to me the wife and two infant children of one of my former students, a friend who had given offense early in 1946 by attempting to expose a case of corruption in a Government office. He had not played a prominent part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 Settlement Committee, for he knewhe was a marked man in any case. Now as he was seized and carried off to oblivion he sent his small family to the American Consulate, certain that they would find protection. They had to be turned away.

The public prosecutor - a Formosan - who had directed proceedings against mainland police officers guilty of murder in Taichung in 1946, was now seized at Taipei by the convicts themselves, who had been released after March 8. The prosecutor was killed. The Formosan judge who had sat in this case was dragged from the Court offices and was reported to have been killed. The prominent doctor who had criticized the Tainan City mayor in a dramatic confrontation was slaughtered.

As the terror proceeded, even these tenuous involvements with the Government were no longer needed to "justify" vengeful murder. The Formosan lawyer who had won acquittal for the Japanese gynecologist Dr. Mukai in late 1945 was now seized and shot. At Keelung a minor employee of the Taiwan Navigation Company (an accountant), was taken out to the street in front of the offices and there shot before his assembled office colleagues; he had offended the Manager - an influential mainland Chinese - late in 1945 when he laughed and criticized the Manager's blundering attempts to drive an automobile.

At Kaohsiung there were incidents in which the victims' families were forced to witness cruel executions in the public streets. The nights in Taipei were made grim with the sounds of shooting, of screams, and occasionally of pleas for mercy heard as victims were driven along dark streets by the soldiery.

There were many instances wherein men threatened with death were able to buy survival or freedom. One Formosan who had exposed a twenty million yen peculation in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of Textile Company accounts was seized but released when his father interceded with Pao Ko-yung, Commissioner of Mining and Industry,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son had once done Pao a favor, but such cases of favorable intervention were rare.



殺害學生

At Tamsui the British Consul and his staff observed the beginning of the terror in that seaside town. Several men were executed near the Consulate garden. A father reported that his son - a middle school boy - had been killed, and two of his companions badly wounded by a roving patrol. When the father sent an older son to recover the body, that son was seized, and neither he nor his brother's body were released to the father until he had paid over TY 3000 to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who now controlled the town.



騙民眾恢復正常生活 , 再向市民開火

Doctors and nurses working at hospitals and emergency stations heard countless stories, and had bloody evidence of their truth lying before them.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 for UNRRA wrote later:

Boys were shot down from bicycles as they rode. One man who was sitting in his home reading his evening newspaper had his money, watch and a ring removed from his person by soldiers who entered his home, and then shot him through the back. The next morning as he was being carried in a stretcher to the hospital by his family, they were shot at, even as they entered the front door of the hospital - a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 . . A working man returning home was confronted by soldiers who had him raise his hands, then searched his person. Not finding any money they ran a bayonet through his leg; then as he fell to the ground they demanded that be stand up, which he could not do. So they shot him in the head and departed. But they only shot off his ear and he was able to tell of his experiences the next day in the hospital ward. Governor Chen Yi announced over the radio that everything was at peace again, and asked all Formosans to open their shops and resume work. The next morning a half-dozen Formosans were pushing a cart of fish to market when Chinese troops opened fire on them from the roadside, killing some and wounding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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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才是好心沒好報...

http://www.taiwanus.net/roger/blood_228_4.htm

處理委員會的成立

1947 年 3 月 1 日早上，武裝巡邏隊，依舊放哨，向一般民眾亂開槍，機槍聲處處可聞。上午十時，台北市參議會召集台灣的「國大代表」、「參政員」、「省參議員」等，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 ) 舉行成立大會。大會公推黃朝琴（省參議會議長）、周延壽（北市參議會議長）、王添燈（省參議員）、林忠（國民參政員）等四人為代表，向長官公署提出五項要求：1.即刻解除戒嚴令。2.即時釋放被捕市民。3.禁止軍警開槍。4.由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5.由陳儀向民眾廣播開始施行。陳儀當場接受這五項要求。

下午五時許，陳儀才廣播，大意是說：「 緝煙血案已經給付很多撫恤金而解決了。我同意市參議會的建議，由官民共同組織委員會來處理此次『暴動』事件。民眾若有意見，則經由該委員會提出吧！ 」

陳儀將這事件斥之為「暴動」來加以處理，並沒有一點歉意，因陳儀只把「處理委員會」當作為緩和或安撫台灣人民激烈抗爭的媒介而已。

2日上午十時，台灣大學、私立延平學院、師範學院（現為師範大學）、法商學院（現為台大法學院），以及各高中等總計數百名學生，舉起「政治民主化」，「台灣自治」等標語聚集於「中山堂」，舉行學生大會，決定組織「學生隊」負責維持治安及交通。中午，陳儀接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的委員，接受該會所提四項要求：1.由全島人民代表研討對策後，於 3 月10 日以前擬定「基本改革方案」，提交討論。2.政治協商期間，當局不引進增援部隊入台北。3.由學生隊與市長、市警察局長轄下的青年團，共同負責維持治安。 4.立即恢復交通。

下午兩點半，由官民共同組織的「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召開會議。政府代表是周一鶚（民政處長）、胡福相（警務處長）、任顯群（交通處長）、游彌堅（台北市長）四人。會議一開始，政府代表就以加強該會的權威性及代表性為理由，主張增加代表人數。討論結果，再增加商會、工會、學生組織、台灣政治建設協會、民眾組織等五個單位的代表，主席周延壽宣布應再擴大，包括省內各參議員、國大代表，並把協調會的名稱定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會場外，槍聲頻傳，委員們認為是「警察大隊」所為，要求解散該大隊，警務處長慌忙回答：「事關機關問題，待長官批准當實行。」委員會再提五項要求：1.釋放在過去三日內所逮捕的事件關係者。2.不追究事件關係者的責任，3.給與死亡者遺族撫恤金、負傷者賠償金。4.立即停止武裝軍警隊的巡邏。5.即時恢復各種交通。陳儀欣然同意。因他詭計成功了，委員增多，份子複雜，形成人多嘴雜，容易誤事，意見難於達成一致，曠日廢時，勢必拖長時日。陳儀向中央請求派兵來鎮壓，警總參謀長柯遠芬 3 月 2 日的日記記載：

「我建議向中央請兵，但此時兼總司令（陳儀）告訴我，業已去電主席速調整編二十一師一個加強團來台平亂。」

是日，陳儀已經由南部召來增援部隊。幸好滿載增援士兵的火車、卡車，在到達新竹附近時便進退不得，因為新竹市民預料陳儀會從南部召來部隊，便機警地毀壞通往台北的鐵軌，並置障礙物於公路上，使軍隊動彈不得，不然大屠殺可要提早了。

3 月 3 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台北中山堂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這個會本是奉陳儀的命令，由官民共同組成的，會議首先討論「組織大綱」，通過「團結全島人民，進行政治改革，處理二二八事件」的主旨。

此時，傳來消息說：「 陳儀已違約，由南部召來增援部隊。」會場一時為之騷動，但大部分委員仍主張用談判解決。於是，推派劉明朝、林忠、王添燈、蔣渭川等二十餘人為代表前往長官公署，與公署處長及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協商後，提出六項要求： 1.軍隊限於本（3）日下午六時以前，全部召歸營房。2.由憲兵、警察、學生共同組織「治安服務隊」，負責維持治安。3.一切交通於本日下午六時以前恢復，交通整理由民眾負責。4.撥出一部分軍糧、以補食糧不足。5.軍隊撤離後，滋事軍人由柯遠芬負責，滋事民眾由「處理委員會」負責處理之。6.長官公署不得以流語謠言蠱惑民眾，並不許南部軍隊屯駐北部。陳儀再次接受這些要求。

委員會組織了「忠義服務隊」，急功好義的青年，學生紛紛加入，以許德輝為隊長，游彌堅市長鼓勵青年學生說：「 治安責任很重，你們青年學生要小心努力維持。」

這個由官方、民意代表、民間團體組成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其本來的目的是在料理事件善後問題，重要的任務在維持社會治安，防止事件繼續惡化。

3 月 4 日上午十時，「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召開大會，有上千的民眾擠進中山堂，來旁聽委員們討論。會議通過事項有（1）決議通知各縣市各自組織「處理委員會分會」，以處理各地發生的事件，並推選代表參加台北市的「處理委員會」，來共同推動工作。（2）推派黃朝琴、顏欽賢（制憲代表），張晴川（北市參議員）前往警總，要求禁止武裝隊伍出現街頭，部隊外出購物不要帶槍。（3）應履行恢復交通諾言。（4）向省內外廣播二二八事件經過，並表示本省同胞只要求省政改革，並無其他作用。（5）今後向省內外廣播及宣傳，概由本會宣傳組統一發布。（6）電力公司不分晝夜向全台供電，使各戶得以散發各種消息。

當時官方代表，在得知陳儀已向中央請兵，便不再參加。這次的決議除原本的善後處理，維持治安外，已加上政治改革的意圖，其用意在根本解決二二八事件，以免再發生。因事件發生和政治腐敗有絕對的關係。

3 月 5 日，下午四時半，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正式成立大會，通過組織大綱，明示「改革台灣省政治」的宗旨。並通過「政治改革綱領」，要求事項為：1.立即將「緝煙血案」兇手，在公眾面前槍決。2.從優撫恤被殺者遺族，無條件釋放被捕者，並不再追究事件關係者的責任。3.解除軍隊武裝，把武器交給「處理委員會」保管，由「處理委員會」負責維持治安，不要由中央派軍來刺激民眾。4.撤廢公賣局及貿易局，公賣局長應就此次事件向民眾道歉。5.一切公營事業，由台灣人經營。6.長官公署的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半數以上，以及法制委員會的委員，應起用台灣人。7.法院院長、首席檢察官，起用台灣人。8.立即實施縣、市長民選。

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至此已發展成一個政治改革的團體，而全省各地分會，相繼成立，並紛紛開會，提出事件處理對策和各項政治改革的要求。戇厚的台灣人已一步一步踏入陳儀所佈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3 月 6 日，不知死活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仍照常開會，由王添燈省參議員主持，會中通過選出林獻堂、陳逸松、黃朝琴、李萬居、連震東、林連宗、黃國書等十七位民意代表為常務委員，並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內容表明「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聲明中還要求其他各省同胞，「踴躍參加……舉著同樣的步驟，爭取這次鬥爭的勝利……國家政治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我們很誠意地歡迎，各省同胞的幫忙、協助……。」從文告中的語氣表達，好像事件發生是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主導的。最後以「中華民國萬歲」、「國民政府萬歲」、「蔣主席萬歲」作為口號。

這個由陳儀准許成立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經六天發展，已開始向陳儀的省政府提出各項省政改革。天真的台灣人，以為陳儀在廣求民瘼，以徹底解決錯綜複雜的省政。

對這節節升高的政治改革訴求，陳儀因援兵尚未到達，仍以相當容忍與寬容的態度向全台廣播，發表聲明大略如下：1.已向中央政府申請，把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一經核准，即可實行改組。2.省政府委員、廳長、處長，儘量任用台灣人。3.在 6 月 30 日以前，實施縣、市長民選，其他的政治問題，當可在省政府成立，縣、市長民選後，獲得解決。

最後，他還說： 「言必有信，我的話我完全負責，盼望台灣同胞信賴政府對此次事件的寬大措施。」陳儀所以信誓旦旦要發揮「中華民族寬大的德性」，要和本省人相親相愛，是因坊間流傳中央將派大軍入台報復，怕騷動再起，破壞他的全盤計劃，故意偽裝的廣播，以安撫民心。事實上陳儀當天已再致電蔣介石，表示駐台兵力不足，請派二師軍隊，必須要「紀律嚴明，武器精良」的國軍，來台「消滅叛亂」。

鎮壓的藉口

3月7日，陳儀在中央援軍未到前，為加強台灣人民對他的信任，仍維持開明的假象，以欺矇大眾，並特別致函「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賦予官定的地位，全文如下：

「茲啟者：二二八善後事宜，各方代表紛紛來見，建議辦法莫衷一是，惟關于善後辦法，已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該會本可容納民眾代表，今後各方意見均須先交處理委員會討論，擬足綜合的意見後，由該會選定代表數人，開列名單向本署建議，以便採擇實施，此致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行政長官陳儀。 」信函於 8 日刊出。

不懂中國官場文化的台灣人信以為真，有些縣市煞有其事的推舉出縣市長候選人，讓陳儀圈選，如台南市於 8日選出黃百祿、侯全成、湯德章，花蓮推出名醫張七郎，結果湯德章、張七郎等，不但沒當成縣市長，反成槍下冤魂。

3 月 7 日上午，「處理委員會」照往例在中山堂召開會議。因先前擬定的「政治改革方案」太籠統，王添燈乃加以具體化，綜合為三十二項，提交大會審議。王添燈登上講台說：「迄今，長官公署對『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要求項目，均表明接受，可是，說是要接受，事實上卻連一件也沒有付諸實施。這幾天來，各位委員和一般民眾，提供了很多意見。我把這些意見綜合成三十二項目，想今天在這裏加以討論、表決。盼望當局不再食言，而加以付諸實施。」然後，逐一宣讀「改革方案」，通過了「三十二項目的政治改革方案」。

王添燈草擬的卅二條「處理大綱」。分為「對目前的處理」七條，及「根本處理」廿五條（其中軍事方面五條，政治方面，二十條），全部內容如下：

(一)對於目前的處理

(1)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 處理委員會及憲兵隊共同保管，以免繼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2)政府武裝解除後地方之治安，由憲兵與非武裝之警察及民眾組織，共同負責。

(3)各地若無政府武裝部隊威脅之時，絕對不應有裝械行動，對貪官污吏不論其為本省人或外省人，亦只應檢舉轉請處理委員會協同憲警拘拿，依法嚴辦，不應加害惹出是非。

(4)對於政治改革之意見，可條舉要求條件，向省處理委員會提出，以候全盤解決。

(5)政府切勿再移動兵力或向中央請遣兵力，企圖以武力解決事件，致發生更慘重之流血而受國際干涉，

(6)在政治問題未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論軍事、政治)須先與處理委員會接洽，以免人們懷疑政府誠意，發生種種誤會。

(7)對於此次事件，不應向民間追究責任，將來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實拘捕此次事件之關係者。對於因此次事件而死傷之人民，應從優撫恤。

(二)根本處理

甲 : 軍事方面

(1)缺乏教育和訓練之軍隊，絕對不可使駐台灣。

(2)中央可派員在台徵兵守台。

(3)在內陸之內戰未終息以前，除以守衛台灣為目的之外，絕對反對在台灣徵兵，以免台灣陷入內戰漩渦。

(4)本省陸海空軍應儘量採用本省人。

(5)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軍權濫用。

乙 : 政治方面

(1)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以便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

(2)縣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

(3)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為省議會)之同意，省參議會應於本年六月以前改選，目前其人選由長官提出交由省處理委員會審議。

(4)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好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應該如是)。

(5)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察大隊及鐵道工礦等警察即刻廢止。

(6)法制委員會委員須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

(7)除警察機關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8)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9)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10)非武裝之集會結社絕對自由。

(11)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發行申請登記制度。

(12)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

(13)廢止民意機關候選人檢覈辦法。

(14)改正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

(15)實行所得統一累進稅奢侈品稅相續稅不得徵收任何雜稅。

(16)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

(17)設置民選之公營事業監察委員會，日產處理應委任省政府全權處理

，各接收工廠礦應置經營委員會，委員須過半數由本省人充任之。

(18)撤銷專賣局，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

(19)撤銷貿易局。

(20)撤銷宣傳委員會。

丙： 追加十條

(1)本省陸海軍應盡量採用本省人。

(2)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軍權濫用。

(3)限至三月底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暫時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用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之。

(4)處委會之政務應于 3 月 15 日以前成立，其產生方法，由各鄉鎮區代表選舉該區候選人一名，然後再由該縣市轄參議會選舉之。其名額如下…"(略)

(5)勞動營及其他不必要機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委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

(6)日產處理事宜，應請准中央劃歸省政務局自行清理。

(7)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之利益，應切實保障。

(8)本年 6月 1日起，實施勞動保護法。

(9)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者，要求無條件即時釋放。

(10)送與中央食糖十五萬噸，要求中央依時估價，撥歸台灣省。

這十條內容，與原先的卅二條有雷同或相似之處，但因會場秩序混亂，無從整理，因此，原先的卅二條以及後來追加的十條，共四十二條，便在會議中照單全收而通過了。

「四十二條」大綱於 3 月 7 日下午通過後，當天下午四時多會議結束。由黃朝琴、王添燈、吳國信等人將四十二條處理大綱面呈陳儀。陳儀未看完全文，即勃然震怒，斷然拒絕。

處委會的宣傳組長王添燈，仍於當天（3 月 7 日）下午六時到台灣廣播電台廣播，說明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和經過，宣讀四十二條內容詳情。

陳儀對處委會提出的四十二條處理大綱突然翻臉不認帳，主要關鍵在於他已確知中央已決定派兵來台。根據赴台鎮壓的廿一師師長劉雨卿後來的回憶，劉在3月5日即已接奉國防部及蔣介石的命令－「師屬各部應立即準備赴台」。3月6日劉雨卿飛抵南京晉見蔣主席，蔣介石面授機宜，3月7日午前，劉雨卿由南京乘美齡號專機飛抵台灣，旋即晉見陳儀，面陳蔣主席的意旨。足見陳儀從劉雨卿口中得悉蔣介石決意派兵時，處理委員會還沒通過四十二條大綱，所以等到王添燈等人向陳儀提出四十二條大綱時，陳儀已是有恃無恐，因此一反過去虛與委蛇的姿態，斷然翻臉拒絕。

蔣渭川在《二二八事變始末記》中透露：陳儀拒絕四十二條大綱之後，人心更加惴惴不安，處委會內部份參與四十二條提議的委員也開始感覺不妥。台北市長游彌堅於3月8日上午10點許召集多位處委會的委員到市府共商應變之策，會中決議由黃朝琴謁見陳儀，由劉啟光引領有關委員赴警備總部拜會參謀長柯遠芬，解釋並撤回四十二條建議，力求其諒解。結果，遭陳儀拒絕會見黃朝琴。

3 月 8 日中午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來到中山堂，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各委員談話。除肯定政治改革目標之外，呼籲勿牽涉軍隊之事以刺激中央，並願以生命擔保中央絕不派兵。

儘管處理委員會已在當天收回成案，宣布取消四十二條，對張慕陶所勸說的「勿牽涉軍隊之事以刺激中央」給予立即善意的回應，但是張慕陶並不能擔保中央不派兵來台。因為，正在他發重誓擔保中央不出兵的同時，蔣介石派往台灣的廿一師早已出發，將抵基隆外海，而在當天（3 月 8 日）傍晚登陸基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不但無法挽救危機，本身也即將面臨噩運。

有了軍隊的抵達，陳儀完全不再理會處理委員會。3 月 10 日的中央社駐台北記者發佈陳儀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消息：

台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近日之行動，越出改革政治範圍，幾近反叛祖國，陳儀長官今日下令予以解散。…………陳氏又稱：「至於國軍移駐台灣，係為保護全省人民，消滅叛徒，絕無其他用意。……」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 3 月 30 日所編印的《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中，說：「 處理委員會之性質，原為容納民意，商討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關卹死救傷等善後事宜，詎該會成立以後，對此毫不商議，反進行種種越軌行動。其後，該會即摒棄政府所派五代表，而自演變為一種非法團體，從事叛亂行動……。」 既然將之宣佈為「非法團體」，指控其「從事叛亂行動」，因此，參與處理委員會及各地分會的積極人士，遭到整肅，也就順理成章了。

《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附有「台灣各縣市暴亂情形簡表」，開列各縣市「暴亂」的「主動及附從者」名單，計約兩百名，並備註說：「 上列主動及附從者人名，係『二二八處委會』委員，及各組正副組長，暨各非法團體之負責人。」 很明顯地，陳儀當局準備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人員與暴動者混淆在一起，以便一網打盡。

柯遠芬早在 2 月 2 8 日當天就認定：「奸偽已經混入群眾中，積極地在煽動，因此我召第三處盧處長商討軍事佈置，同時計畫今晚戒嚴的部署。當時最感困難的是兵力不夠，……」 3月4日柯遠芬又說：「 事情如此變化莫測，忽晴忽雨，真是不知如何處理才好。此時我經過周密的考慮後，才決定儘速作軍事上萬全的準備。一俟他們叛國的罪證公開後，馬上使用軍事力量來戡亂。」

足見陳儀統治當局，早已有了預設立場的「內定結論」。後來的四十二條「叛國罪證」，只是作為「派兵戡亂」的藉口而已。四十二條要求，儘管具體而明確，但基本上仍肯定整個大體制，看不出有「叛國」、「叛亂」的意味。

陳儀起初利用處委會來安撫激進民眾的暴動與抗爭，故採容忍、尊重態度，承諾其改革要求，並作出改革與民主的假相。然而卻一面暗中向中央請兵入台，採取緩兵之計。但處委會的士紳，卻被陳儀玩弄於股掌之中。俟中央援兵一到，陳儀姿態立即丕變，不認前帳。不但所提的改革意見，全遭拒絕，本身反而成為被整肅的對象。陳儀早在 3月6日即向中央請兵來台，卻一面向台人表示中央絕不派兵。而被視為「叛國」的四十二條，是在3月7日下午才提出。再者，陳儀在拒絕四十二條的態度上，是在只看到「序文」而未見條文內容時便斷然拒絕，於此，可見其預設立場。四十二條內容被視同叛國，只不過作為引君入甕的藉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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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高雄先行大屠殺

3 月 6 日上午十時，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高雄市政府禮堂召開會議。為避免事態擴大，故推派市長黃仲圖，市參議員彭清靠、涂光明、曾豐明、林界等七人為代表，向要塞司令彭孟緝交涉，希望彭司令能約束他的巡邏隊，不要再繼續射擊平民百姓或威脅委員會成員，並在處理委員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將軍隊暫留於營區，不要外出。

不料，當七位代表一上山，彭孟緝隨即翻臉，當場扣押了四位代表，除了彭清靠之外，其餘三人被槍決，同時只准市長黃仲圖一人返回報告。而在黃市長尚未到處理委員會報告情況下，要塞司令便派三百餘位軍人，於吉普車上架機槍，士兵則手持著步槍，一路自要塞殺下來。不論男女老幼，見人就殺，掃射的子彈就像「西北雨」一般，接著屍橫遍野，哀嚎之聲不絕於耳。害怕的民眾躲在愛河中，「國軍」一看，河水上有水泡，知道有人，也不放過，向水中掃射一番後再離去。而處委會及一般民眾尚在禮堂中等待代表的回音，但彭軍已到，機槍步槍齊發，當場擊斃的約有四十人，傷百餘人。殺完後，轉換方向再殺。爾後將屍體任意丟入河中，鮮紅的血水流入西子灣，將灣內海水染成一片赤紅。參議員邱道得奉命勞軍進入市府，腳下踩的都是死屍，且血流滿地，一如泥濘。前高雄市長王玉雲回憶說，他被勒索大量金錢，才在一地下室中救出其弟，室內積血逾五公分。 這種慘無人道的屠殺一直持續到8日下午。

在軍隊屠殺稍歇之後，此時老弱婦孺才敢冒險出來尋覓親人屍體。累計死亡人數達數千人。而指揮此次高雄大屠殺事件的主角彭孟緝，非但沒有遭到譴責，反而獲得蔣介石贈勳頒獎，晉升為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後又晉升參謀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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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後的屠殺

另一方面決定徹底鎮壓。 3 月 8 日大陸軍隊一到，陳儀、柯遠芬等就開始對無辜的民眾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尤其對於知名士紳、菁英份子等展開濫捕濫殺的行動。如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的手或足踝，三人或五人一組綑綁在一起，裝入僅能容納單人大小的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邊到處是屍體。台北則將捕獲之人民約四五十人，從三樓推下，摔成肉餅，未死者再補以刺刀。高雄則將人釘在樹上，任由餓死，此種慘絕人寰的行徑，令人髮指。

軍隊登陸基隆後的情形，根據目擊證人（基隆人）向台灣史學者楊逸舟說：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號聲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的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數百名被認為『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三五人一組被拋進海中。有時，十數人一組，同鐵線貫穿手掌，有的已氣絕，有的半氣絕，統統綑成一團，拖入海中。不數日，無數的無名屍像海綿似的吸飽海水，浮上海面，漂到海邊來。」

住在基隆的許曹德，當時年僅十歲。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門縫邊，窺見殺戮的鏡頭，以下是他的片段回憶：「我不知道什麼時間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裏準備緊閉店門、防止意外的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恐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的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門，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而止，化為死城。第二天，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被射殺。我們聽到附近軍隊衝進巷子、民房，搜捕嫌疑人物。我們偷偷看到馬路上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被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裡搜捕，此時，任何二十幾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

9日，由上海開來的第 21 師也已抵達，登岸時又開始大殺一陣，但劫運未滿，在石延漢市長的指揮下，警察隊到處捕人，捕了數百個所謂的「奸匪」、「暴徒」，用鐵絲穿過足踝，每三人或五人一組，捆綁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面皆有死屍浮出。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領武裝軍人逐日大捕大殺，其屠殺方法，殘酷絕倫，二十名青年學生，被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因此，被陳儀記大功一次。不但所謂的「奸匪暴徒」殺光了，殺得興起，連基隆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也被當成「奸匪」投入海中。

美國國務院所刊行的《對華白皮書》中，曾提到軍隊濫殺的情形：
「 3月9日起，發生廣泛而無差別的殺戮行為。在美國領事館員的宿舍前面，工人並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就被刺刀刺死。也看到軍人搶奪行路人的錢財。婦女從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去抗議，即被兩個軍人砍倒。服務於教會醫院的一位加拿大籍護士，勇敢地奔梭於槍彈中，搶救受傷的人們。當她帶領負傷者往醫院的途中，軍人從後面開槍把負傷者射死。年輕的台灣青年被綑縛起來，用鐵線貫穿手掌，拉過街道盡端。教會附近，一個小學女教師從後面被擊，被掠奪。有一美國婦人的家，受到附近陣地的機槍射擊，一個英國企業家要去救她，子彈貫穿了他的衣服，幸未打中身體。另一個外國人看到一個騎自行車的青年，被憲兵叫下來，用刺刀刺穿了手掌。有人要躲，有人要逃，可是人們被射擊。軍人看到任何喜愛的東西，即掠奪過來。3月10日，領事館附近萬華一帶，許多商店主人被射擊。」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開會地點中山堂，自3月8日下午以後，頓然成為慘絕人寰的殺戮戰場。根據一位任職法院的目擊者口述：「陳儀於 8日下午，最先派了一個大隊包圍中山堂，其中的一中隊衝進中山堂內，把各樓各室正在處理各部門事務的學生、青年共兩百多名，亂殺一陣。有的被刺刀刺死，有的被推出窗外，當中有幾個女學生，被抓住長髮拋出窗外，發出悲鳴，青蛾似地從空中亂舞而下，罵著中國兵：『鬼畜生的支那兵!』『阿母!救人啊…』，直到氣絕。從四樓掉落下來的人，頭破骨折，當場死亡。但從二、三樓被拋出來的人，只是半死，這時在外面待機的士兵，就再用刺刀刺死。屍體手上帶錶的被切斷手掌，指頭帶戒指的被切斷手指。愈來愈多的士兵在搜索屍體身上的口袋，鈔票被搜光。」

自 9日起至13日之間，足足四晝夜，到處都是軍隊在開槍，或遠或近，或斷或續，市民因要買糧食外出，動輒遭射殺，因此馬路上，小巷內，鐵路邊，到處皆是死人。鮮紅的血、模糊的肉，比二二八當日不知多了幾十倍，這些死者都是台灣人。士兵看到台灣人的怪裝束，不問話，即開槍射殺。遇到大陸人則不加盤問。

至於嘉義一帶的民兵，圍困水上機場的局面，自9日以後，台北的飛機裝運糧食彈藥及部隊增援機場內的軍隊而漸趨改觀。加上一位嘉義的名人劉傳能（半山），從台北趕回，遊說嘉義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嘉義士紳們，希望即刻撤退水上機場外的包圍，恢復水電，殺豬宰羊，供應糧食給受困於機場要塞內的軍隊，以作「和談」條件，於是，守在機場外及戰壕內的民兵，終於撤守。這個局面，也是埋下了陳澄波、潘木枝、盧炳欽等「和平使者」被捕遭槍斃的命運。

台中方面的謝雪紅，於13日以後，隨著二七部隊退入埔里。二七部隊並於烏牛湳一帶與國府軍發生激戰，最後潰散。


台灣旅滬六團體對於當時全島多處民眾遭屠殺的慘況，有如下的記述：
「屠殺方法殘酷無倫，
(一)如基隆車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
(二)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
(三)台北行動隊便用機槍及坦克彈殺害平民。
(四)基隆軍隊割去青年學生二十人之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
(五)台北將所捕平民四、五十名由三層樓上推下，跌成肉餅，未死者再補以刺刀。
(六)高雄將人釘在樹上，任其活活餓死
(七)卡車上巡邏兵見三人以上民眾即開槍擊殺。
(八)哨兵遇路過民眾，不問情由開槍擊殺。
(九)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經審訊即綁出槍決或半途而處決。
(十)嘉義、台南一帶人民因聞蔣主席與白部長一律從寬免究之廣播後，向當局自首竟被捕槍決。(十一)軍隊以『清鄉』為名，向民家搜查，將財物取去復殺人滅口。」


濫捕濫殺

陳儀當局自3月9日以後，即開始有計劃地逮捕台灣的知識菁英。許多著名的教授、律師、醫師、作家、民意代表、教員……等地方領袖、社會名流，紛紛被捕，或下落不明，或公然處決。他們之中，絕大部分的人都未曾參與任何暴動，但卻慘遭不測。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教授林茂生，於3月10日清晨被謊稱台大校長有事找他的情治人員帶走，一去不回。據聞，其屍體被裝在麻布袋內，棄入淡水河裏。同樣也是從哥倫比亞留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大公企業的創辦人陳炘，於3月11日清晨六時許，在病榻中被刑警叫走，也一去不回。省參議員、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宣傳組長王添燈被憲兵捉走，最後遭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命衛兵在其身上淋汽油，點火燒死。其他像省教育處副處長、「人民導報」社長宋裴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弟律師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以及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省參議員兼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著名的抗日運動社運家廖進平、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也在3月10日左右展開的大整肅中被捕遇害，連屍體都下落不明。

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被槍殺後，屍體棄入基隆海邊。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與其他七名地方人士被士兵逮捕後不到十二小時，就被槍殺於頭圍鄉，後被推入土坑掩埋。著名的畫家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以及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柯麟等人，因擔任「和平使」赴水上機場交涉，卻被逮捕，最後被綁赴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眾。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於事件中勸年輕人勿輕舉妄動，也一樣遭士兵逮捕，槍殺於岡山通往大岡山的平交道旁，死前受盡酷刑，鼻子、耳朵都被割掉。

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名醫及其兩個兒子張宗仁(醫師)、張果仁(醫師)，於4月4日同一晚無故被捕，當夜父子三人被押解到鳳林鎮郊外的公墓慘遭凌辱後槍斃。身上衣物也被剝洗一空。

如上述這類菁英分子遇難的個案，實多不勝舉，而且他們之中，幾乎都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遇難冤死者，不可勝數，至於被捕坐獄者，則更不知凡幾…。 但不得不提的是，許多在動亂中，勸人勿妄動，保護大陸人，出面調解的地方領袖，反而在大整肅中被捕遭陷。